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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墨西哥国民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逝世，消息传出，不仅墨西哥举国哀恸，整个西语世界乃至全球读者都为之黯然。富恩特斯是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代表作家，成就与马尔克斯、略萨和科塔萨尔比肩。他的作品深刻刻画了墨西哥的历史和现实，同时汇入二十世纪拉美文学浩瀚传统的一部分。本报特邀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译者、青年翻译家范晔撰文纪念这位故去的文学大师。

　　拉美文学的“引路人”

2009年的某个夏日，我还在西班牙，随手打开电视，是作家弗朗西斯科·阿亚拉的访谈。换了个频道，还是。出门买份报纸，原来103岁高龄的老作家刚刚去世，评论界一片唏嘘：最后一位“二七年一代”也已离开。至此，以加西亚·洛尔迦，阿尔贝蒂，阿莱桑德雷为代表的“二七年一代”，西班牙二十世纪文学的辉煌之光，全数离世。让人感觉仿佛《魔戒》里数代持戒者终于先后离开中土世界，带着各自的伤痕与荣光，前往精灵仙境。想起这些都因为富恩特斯之死。——请原谅这似乎有些粗鄙的题目，原谅我以这笨拙的方式向他的名作《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致敬。

前几天网上再度谣传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死讯，随后又是辟谣，我还在心中暗笑，可能作家本人都已习惯这种“事先张扬的死亡”游戏。但却没想到真实的死亡旋即到来，不是马孔多之父，而是他的莫逆之交，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这可能是西语世界近年来最意味深长的文化事件。西班牙《世界报》网站的纪念专辑里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标题“Muere sin el Nobel”（可直译为：“无诺奖而死”），点开文章一看，原来后面还有个修饰语“…tan merecido”（如此配得）。一位完全配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未得奖而身先死，这样的题目虽嫌直白，但确实抒发了读者的惋惜之情，虽然富恩特斯早在1987年就已荣获西语世界的最高文学奖项塞万提斯奖，与博尔赫斯、鲁尔福、科塔萨尔一样，他的文学成就和经典地位已无需更多的奖项来肯定。

卡洛斯·富恩特斯与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根廷的胡里奥·科塔萨尔，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大天王，与小说家胡安·鲁尔福、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一起被誉为墨西哥二十世纪文学的三巨头。如今，“爆炸”已成往事，巨人身影渐远。西班牙皇家学院院长何塞·曼努埃尔·布雷瓜在感言中说，富恩特斯之死意味着世界“失去了无可替代的一位人物”，巨人一一远去，而遥望地平线，尚未出现可取而代之的后继者。富恩特斯自己大约不会同意这样的判断，他早在六年前的访谈里就一再强调，拉丁美洲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写作者，水准并不比“文学爆炸”诸位代表人物逊色。作为亲历者他眼中的拉美“文学爆炸”，不仅仅凭《百年孤独》、《跳房子》或《绿房子》造就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等人的世界性声誉，还将全球读者的眼光引向他们的先行者：鲁尔福，古巴的卡彭铁尔，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而更长远的影响还在于激励“爆炸”后的新生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让世界凝神聆听。墨西哥作家豪尔赫·博尔皮把富恩特斯称作“我们的维吉尔”，是这位伟大的引路人吸引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拉美作家走上文学之路。哥伦比亚如今当红的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认定，不止一代作家从富恩特斯那里学到了何为拉丁美洲文学。巴斯克斯自承受到富恩特斯影响开始阅读塞万提斯，布洛赫和穆齐尔，也是从富恩特斯那里明白，拉丁美洲文学正是固守一隅的地区文学之反面，一个拉丁美洲小说家应该向世界敞开，接受一切影响，尝试一切题材。

富恩特斯的“世界性”

在追缅富恩特斯这样一位几乎全部作品都以墨西哥为题材的作家时，许多人却都饶有意味地使用了“universal（世界性）”一词来为他盖棺定论，其中就包括与他相识五十年的巴尔加斯·略萨。这自然与他的生平背景相关。据说他的祖先来自德国和加纳利群岛，当年因参与社会党活动在俾斯麦统治时期被迫流亡，来到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种植咖啡。父亲是外交家，先后任职于智利的圣地亚哥，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华盛顿和罗马等地，富恩特斯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随父迁徒。后来又在墨西哥城和日内瓦求学，接受美洲当时最好的教育。世界主义者类型的拉丁美洲小说家正是富恩特斯在许多读者心中的形象，就像多年以前《我们的作家》一书作者路易斯·哈斯所说：“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在经历、气质和教养方面具备理想的条件，足以担当起这样一个角色的话，这个人就是卡洛斯·富恩特斯。”大洋两岸旅居的经历使他在拥有开阔的文化视野之外，还形成了对母语西班牙语和祖国墨西哥独特的敏感和自我意识。尽管自幼接受英语教育，英语说得和母语一样流利，但富恩特斯却在布朗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声称，“只有用西班牙语骂我，我才会真正在意”。这玩笑中流露出的认同意识恐怕只有在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永恒的自我身份情结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概括富恩特斯的写作是困难的，太容易落入简化的危险。当年科塔萨尔就注意到，同一位作家竟然能够写出《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与《奥拉》这样两部截然不同却又都极其精彩的小说。不过作家自己倒是给出过读解的线索，富恩特斯的全部小说都可以看做围绕时间的主题盘桓：“我们如何创造时间，时间如何创作我们”。他的处女作《戴面具的日子》，其实暗含前哥伦布文明的出典。原来阿兹特克太阳历的365天中，每月18天，一年20个月，再补上的5天就是“戴面具的日子”，被阿兹特克称为“凶日”。而十多年后的小说《换皮》从题目上也与时间流逝有关，暗指阿兹特克文明中的春天之神，无皮之神Xipe身披人皮起舞，象征春回大地，岁月轮回。《奥拉》据说灵感源自沟口健二的电影《雨月物语》及其原型中国明代传奇《爱卿传》，讲述的依然是时间与爱欲的纠结互动。

或许玻利瓦尔式的大美洲梦对那一代作家的吸引力是无可抵御的，马尔克斯自己也未能做到不受感染：“我们大家都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富恩特斯写墨西哥的一章，胡里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烈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格外令人感喟，卡洛斯·富恩特斯之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背影在远去。

两年前在马德里的美洲之家纪念科塔萨尔的活动上，我第一次见到富恩特斯。年过八旬的作家一头银发，精神矍铄。他说起那一年在报上看到科塔萨尔去世的消息便打长途电话给马尔克斯，后者听罢沉默了片刻，然后这位曾多年从事报业的作家如此回答：“卡洛斯，报纸上的话是不能信的。”于是富恩特斯说，因为不能相信报纸，所以科塔萨尔没有死，一直和我们在一起。我想这句话对5月15日以后富恩特斯的读者也同样适用。从此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如巴罗克诗人克维多所说：用双眼去倾听他。